成人情色 李杜的诗酒与英译
好意思国东说念主桑德豪斯（Derek Sandhaus）的《在中国喝醉：白酒与寰宇最陈腐的酒文化》（Drunk in China: Baijiu and the World's Oldest Drinking Culture）（2019年）是一册雷同于中国酒文化大不雅的书成人情色，驳斥酒在中国的历史、酒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等。在书中李白、杜甫等好饮的诗东说念主逐一登场，共同展现了诗酒的斑斓多姿，彰显了甘醇的中中语化。在桑德豪斯看来，酒之于中国，犹如“斯文之血液”。这是一个有着七千年饮酒历史的国家。当一个东说念主饮一杯中国酒时，“便融入了一个七千年之久的文化传统”。
一、杜诗与“浊醪”
《在中国喝醉：白酒与寰宇最陈腐的酒文化》的卷首援用了杜甫《落日》一诗的尾联“浊醪谁造汝，一酌散千愁”算作题献，英译为：“噢，酒，谁给了你奥密的神力？/只需一小杯便不错淹溺千种的愁。”算作一部先容中国酒文化的书，这是一个极为巧妙的经受，一初始便将诗与酒、酒与东说念主生关系在一说念，表述了酒对于中国东说念主生计和文化的迫切性。它的英译并非出自桑德豪斯之手，而是引自英国汉学家翟理斯（Herbert Giles）120多年前所译的一个集子《古今诗选》（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Verses）（1898年）。在本来的译本中，翟理斯将《落日》的落款换成了《酒》，但在这里，桑德豪斯又再行改为原名。翟理斯的译笔浅白晓畅，不外 “浊醪”与“散千愁”两处均未译出：前者指未流程滤、粗制的酒，后者指汗青所载的一种被东方朔定名为“怪哉”的小虫，遇酒即化，故有“散愁”之说。
“浊醪”一词自带粗粝之感，有随心之意，不端庄考究。老杜尤其可爱拿这个词来指称酒，在诗中屡屡使用：“钟鼎山林各天性，浊醪粗饭任吾年。”“浊醪必在眼，尽醉摅怀抱。”“浊醪自初熟，东城多饱读鼙。”“工作只浊醪，营葺但草屋”等等。这一方面和他坎坷的生计情景不无关系——他常常囊中憨涩，无沽酒之钱：“蜀酒禁愁得，无钱那儿赊。”大诗东说念主胸怀旷达，能够强颜欢笑，不予理睬；另一方面也有审好意思的洽商：“浊醪”的要义在于不修仪表，在于一种质朴无华的感受。“葡萄好意思酒夜光杯”反而太过强调那种雕刻、修饰、工致的意味，不若“浊醪”来得自然正大，这恰是“浊醪有妙理，庶用慰沈浮”的意思意思：纵是浊酒，几杯下肚，亦可让东说念主安闲忘忧，暂不消挂心宦途落魄、红运多舛。“浊醪”这个小小的词，宛若不经意间在笔墨中投下的石子，激起轻细的浪潮，制造了意思意思抒发的鼎新浪荡。若无它在场，诗歌则如一潭止水，太过粗俗无奇。由此可见，从文化中提真金不怕火出的逸事，既可为诗文增色，亦不错含蓄地抒发内容和念念想。这样一来，诗的一呼一吸，都牵缠着文化的脉搏。可惜这一层填塞的意蕴在译文中完全隐没了。
此外，浊醪、醪糟等词也指向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化中所领路的“wine”的酒文化，其中瓜葛中国的传统酿造工艺。
济慈《夜莺颂》里这样写说念：“啊，希望饮一口好意思酒，/一口曾在地窖冷藏多年的佳酿！”诗中，“好意思酒”用的是“vintage”一词的本意。不管是“wine”如故“vintage”，共有的词根均是“vinum”（葡萄酒），与vineyard（葡萄园）等词均指向了葡萄这一原材料。古罗马东说念主说：In vino veritas（酒中有说念理或酒后吐真言），vino即是葡萄酒。与之比拟，醪糟、浊醪等词指向的是谷物类酒，从原材料到酿制工艺都大不换取。以“wine”译“浊醪”，这种形状对于译者而言自然粗略易行，不外也通晓了酒在跨文化的旅行中所碰到的樊篱。在很厚情况下，译文很难规复其原初语境进而曲尽其妙。
二、谷物酒与葡萄酒
对于“酒”字翻译的难度，一百多年前，翟理斯在较起程点容中国酒文化时便深有感受。他认为：现代中国的酒和孔子期间的酒并无二异，都是“由米发酵、蒸馏的烈酒”，“自然多半诗文骄矜中国东说念主在历史上也饮用葡萄酒，但这种酒自15世纪后便隐没了”——自然，他的判断并不准确，酒的蒸馏技能一般认为初始于元代，中国的酿酒在原材料、工艺等方面也要远比这句话所传达的信息复杂得多。不外，翟理斯主如若为了强调中国的“wine”并非西方东说念主无边领路的“葡萄酒”，以及用“wine”来抒发中国酒仅仅权宜之策，这样说也无可厚非。自然在谈中国的酒文化时，他征引了高古典的饮酒民风来加以比较，认为两种文化之间有着诸多共通之处，都热衷于饮酒时划拳、赋诗、听音乐，都可爱在饮到恬逸处换上大杯，“在中国的演义中，半醉的英豪东说念主物老是绝不例外地叫嚷换上大的杯盏”，然则，看似有可比之处的两种文化之间又存在着高大的不同。
桑德豪斯的文章也说起了“酒”与“wine”对译的问题，强调“‘酒’在中文中是一个表意极为昔日的词，用来指称统统含乙醇的饮品，包括白酒、黄酒、啤酒和葡萄酒，使得它的翻译在多数情况下困难重重”。再者，白酒之中，又有不同的品类，如各式香型的永别也不能视合并律：“就像威士忌或杜松子酒的分类相似，它们除了有着共同的发祥，其他方面几无可通约之处。”桑德豪斯对中国东说念主的造酒术进行了考古，指出“曲”的发明至关迫切，让中国酒的历史演化从此走向了一条不同的说念路，其迫切性不止于中国的第五大发明。实验上，他莫得说起的是，在中国的文化中，“曲”会被用来指代酒。元代白朴《寄生草·饮》中写说念：“糟腌两个功名字，醅渰千古兴一火事，曲埋万丈虹霓志。”从酒糟到浊酒（也即“醅”），再到“酒曲”，适值波及了中国酒的酿造技能。
不外，唐代的酒既有谷物酒，也有葡萄酒，既有“浊醪”，也有玉液旨酒。如翟理斯所言，至少在一段历史时刻，谷物酒与葡萄酒都是存在于中国的饮品，仅仅后者愈加特等有数。好意思国有名学者薛爱华（Edward Hetzel Schafer）在《撒马尔罕的金桃》里谈及唐朝的“外来物”时，就以酒为例，聚焦了中西文化往来之中的葡萄酒。其中《葡萄与葡萄酒》一节写说念，中国东说念主早就“能干从谷物中索求发酵性饮料的神气了”，到了唐朝，“稻米还是成为乙醇饮料的主要起原”。不外，跟着唐王朝的日益证明，异邦佳酿也传入中土。“唐朝总揽初年，由于唐朝势力马上扩展到了伊朗东说念主和突厥东说念主的地点，而葡萄以及葡萄酒也就在唐朝境内变得人所共知”，葡萄酒的酿造工艺也随之传入中国。
三、“糟丘”的译法
李白诗中，谷物酒和葡萄酒不错并举。《襄阳歌》里有一句：“纵眺汉水鸭头绿，恰似葡萄初酦醅。此江若变作春酒，垒曲便筑糟丘台。”在这里，谷物酿的酒（曲、糟）与葡萄酿的酒共同存在。“糟丘”一词如其名所示，波及中国食粮酒的发酵、酿制神气，指的是酿酒后堆积如丘的酒糟，从而被用来指代多半的酒。不外，就译诗而言，“糟丘”应是一处难以顾问的笔墨。译者要么加以简化，不附任何诠释，如《聊斋志异·酒友》有“糟丘之良一又”之说，翟理斯译作“酒友”，以英文习语对译中文习语，既纯正又精确，相较于模棱两头的加注式翻译反倒浅易又富余生趣，是极到手的译例。“糟丘”这个词屡次出当今李白诗中——“蟹螯即金液，糟丘是蓬莱。”“忆昔洛阳董糟丘，为余天津桥南造酒楼。”李白好酒，况兼海量，而“糟丘”所指为“酿酒之多，千里湎之甚”，这个词自然颇得他的欢心。如果“浊醪”是杜甫的心头好，那么“糟丘”大致是李白的最爱。闻一多先生谈日本学者小畑薰良的英译《李白诗集》，曾月旦他莫得进行稳妥的甄别，疑似伪诗收了不少，却莫得收录《襄阳歌》等佳作，令东说念主缺憾。小畑薰良译本收录了《忆旧游寄谯郡元服役》，译文亦然删繁就简，取了捷径，未译出“糟丘”一词。
jisoo ai换脸在闻先生看来，小畑薰良的译本不乏爽快之处，比如“风致”译作“wind and stream”，“燕山雪大花如席”的“席”译作“pillow”，“芳华”译作“Green Spring”。
不外，小畑薰良的译本，也有可击节叫好之处。如《金陵酒肆留别》一诗的翻译，“吴姬压酒唤客尝”译作：“While the pretty girls of Wu bid us taste the new wine”（吴地绮丽的青娥请咱们品味新酒）。译文读来生动恢弘，尤其是“新酒”一词既浅切形象，又纯真烂漫。原诗中的“压酒”是吸收新酿的酒，“米酒新熟，压而取之。”小畑薰良将这个细节去掉，径直译作“新酒”，应属“当场取材”。一来西谚有源出《新约》的“习故守常”一说，引入此处信手拈来又符合根由；再者，“新”一词也可能不留意线路了这部译诗的一个参照对象：小畑薰良自序中说起大诗东说念主庞德由日文转译的李白诗歌。20世纪初，为了一反英好意思诗坛依样葫芦的近况，庞德将中国古诗算作改不雅英语诗歌的源流流水，提倡了现代派体裁的有名标语“make it new”（日日新），它便源自《大学》的“苟日新，日日新”。“新”字玄虚了现代派诗学主义的内核，影响真切。现代汉学家艾略特·温伯格（Eliot Weinberger）先生所编中国古诗集《中国古典诗歌新选》（The New Directions Anthology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），采撷了李白、杜甫等历代诗东说念主的名作，封面上便写着几个大大的汉字“新日日新”，亦然与20世纪初的“尚新”之意变成回响。
赫然，小畑薰良此句的翻译对原诗的信息进行了采选，可谓习故守常。这一改写起到了很好的后果。闻先生也指出：“然则翻译自然不是给原著的作者看的，也不是为懂原著的东说念主看的，翻译毕竟是翻译，同原著自然是莫得可比性的。一件译品要在懂原著的东说念主眼前恭维，是不能能的，亦然莫得必要的。”酒文化的传译自然也不消非要板滞于字面意思意思上的完全平等，无意需要采取稳妥的归化妙技，将酒译成谙习的酒；无意则需要异化的传译，算作一个生分物、入口货安放到另一个语境中，激发不同的设想。
四、“入口货”与分享的诗意
唐朝东说念主热衷于将新奇的事物入诗，变成一种荒谬的预见。“葡萄酒在其时真的被认为是一种能够唤起迷东说念主的生机的、精纯有数的饮料。”薛爱华指出，“在8世纪时，葡萄自然还是移植到了唐朝的地皮上，关联词杜甫如故在一组新奇生分、非汉地物品的譬如中使用了葡萄这个词。他在诗中以‘葡萄熟’对‘苜蓿多’——两栽植物都是在公元前2世纪时由张骞引进的，而且都是至极陈腐的比兴对象，在这首诗中，杜甫还以‘羌女’与‘胡儿’相对。”在李白的诗中，葡萄酒、金叵罗、鹦鹉杯，都属于相对生分、有数的事物，因而自然带有几分艰深和放纵。薛爱华说：“入口货对东说念主们有着犀利的眩惑力。”来自一个生分文化的名字总带有一点艰深感。即使咱们对于这个名字的意思不解就里，也不坚贞以此为名称的东说念主，也会以为它带着某种他乡的、审好意思的颜色。柯勒律治的名诗《忽必烈汗》，第一句就是忽必烈汗在大都建了座长乐宫。不管是“忽必烈”如故“大都”，诗东说念主都是要一下子就把西方的读者带到一个完全生分的地点。钱钟书先生就说过，不识地名东说念主名之好意思者不及以言诗——如果从地名、东说念主名里体会不到好意思，就不毛一种谈诗的理性了。
在一定进度上，名物的有数性，也赋予其一种荒谬的生分感，或者是音乐感，然后让咱们以为它所描述的东说念主或者物是超凡脱俗的。从文化往来的另一端看李白，意思意思亦然重迭的。不管是他的好饮，如故他的诗名，齐是生分的存在，是以对于英语读者而言自然地具有诗意或者是放纵感。现代爱尔兰诗东说念主马洪（Derek Mahon）有一首题为《一个风趣鬼》的诗，其中写到了曾任船主的岳父，并设计了在另一种生计里和他调理了身份，这位船主可能是一位诗东说念主，而我方则是又名水手：“……我曾央求加入商船舟师/却未通过视力检会/其后沦为一个疯癫的抒怀诗东说念主。/你如李白一般失衡落水后，/他们在你的储物柜里发现了未发表的诗篇。”这里将中国唐代诗东说念主李白和我方的岳父相提并论，将诗的艺术跟踪到远方的他乡与久远的年代，通过这种特出抒发了诗的亲切、朴素与恒长。诗并不专属于某个群体，而是一种特出民族、超离时空的共有的艺术。
太白好酒，有“因醉入水中提月而死”的说法，虽是传奇，不外却也符合他的气质，对此西方东说念主亦有耳闻。翟理斯《中国体裁史》对此就有说起。桑德豪斯所编写的中国酒的纪年史成心列出了李白的出身年份，第二章篇首便征引了李白的《将进酒》，也说起了他醉酒后在扬子江中捞月溺一火的传奇。在另外一首诗中，马洪写到了“黄河月色”，让东说念主猜测了李白诗中的黄河预见。中国的黄河与爱尔兰原土的景不雅毫无违和感地出当今合并首诗中，变成了一种新奇的回响。不管李白用“葡萄酒”“金叵罗”，如故马洪用“李白”“黄河月色”，两个相对生分的名词，将这两首诗预设的读者一会儿迁徙到另一个时空之中，传达了艰深的诗意。
酒不错引起颇具放纵颜色的设想，成为一种文化、一个东说念主群、一个期间的文化表征物。酒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具有了个性——朗姆酒让东说念主猜测了海盗，杜松子酒让东说念主猜测18世纪的英国专家，猜测荷加斯的画，苦艾酒让东说念主猜测19世纪的欧洲艺术家，猜测凡·高、波德莱尔。酒自然也能成为某一东说念主物最具标记性的标记，比如詹姆斯·邦德总要饮一杯：“马提尼，摇晃，不要搅动。”真确的东说念主物亦然如斯，比如大诗东说念主布罗斯基来到好意思国，留给其时英好意思诗坛的一个印象就是他嗜饮实足牌伏特加，甚而其后的倾慕者也要买来品一品味说念儿；又如，好意思国演义家威廉·福克纳侄女写的《好意思国大作者的烹调书》胪陈了福克纳“秘制”的热托蒂酒——一种据说不错调养伤风的甜酒的制作形状，让这种酒从此沾上了福克纳的挂念。
辞寰宇文化中，李白、杜甫素有酒名，酒也成了他们的一种标记性标记。从翟理斯，到小畑薰良，再到桑德豪斯，他们所收录的李白、杜甫的诗歌中，饮酒诗占十之六七，连题目中都处处点缀了酒的字眼，自然也播散了他们的好饮之名。在酒与诗的故事里，折射了东说念主性各式复杂的情谊，而这些情谊古今、中外均不错共情、互通，咱们在东说念主生舒当令，会舒怀浩饮：“烹羊宰牛且为乐，会须一饮三百杯”；在失过期，也会碰杯痛饮、高亢悲歌：“一年明月今宵多，东说念主生由命非由他，有酒不饮奈明何？”这些诗歌让诗东说念主始终，也让咱们在推杯换盏或对影独酌时“融入一个七千年之久的文化传统”。
（作者：孙红卫成人情色，系南京大学异邦语学院副讲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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